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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取舍,生死两途:重症脑血管病救治的现实思考

时间:2026-10-20作者:民生医鉴来源:徐州市介入神经病学研究会阅读量:1 次

心脑血管急症,向来是生死时速。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大面积脑梗死,发病凶险,瞬息之间即可夺走生命。同样危重的病情,结局却截然不同:有的患者经急诊介入、去骨瓣减压等积极救治,重获生机;也有大量患者,因错失积极干预机会而遗憾离世。公众熟知案例中,赵本山突发颅内血管瘤出血,急诊及时介入手术,救治成功,得以回归正常生活;而敬一丹突发急性脑出血,虽经两地医护全力救治,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一救而成,一救未果,恰恰反映重症脑血管病本身预后的高度不确定性。


临床实践中,有一类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部分危重脑血管病患者,生命体征尚存、心肺循环稳定,家属不愿放弃,仍存在30%~40%抢救成功的机会。临床上不乏这样的病例。

实例1:前交通动脉瘤破裂,首诊判定预后极差,MDT介入后好转

75岁男性,突发剧烈头痛、呕吐,意识进行性下降,外院CT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考虑前交通动脉瘤破裂。首诊医师评估:Hunt-Hess IV级,病情危重,手术风险极高,术后大概率植物生存,建议保守治疗。家属不甘心,转入卒中中心。经MDT讨论,患者循环稳定,尚有手术机会,急诊行DSA,发现一前交通双动脉瘤,一枚破裂、一枚毗邻未破,使用国产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采用改良冰淇淋技术保护瘤颈。术后转入神经重症监护,持续控制脑血管痉挛、颅内压管理。患者神志逐步好转,后期康复后生活可自理。这正是“外院判定不治,积极干预获得良好预后”的典型。

实例2:大面积脑梗死,首诊建议放弃取栓,转诊后成功救治 68岁患者,突发偏瘫、意识模糊,CTA提示大脑中动脉主干闭塞,大面积脑梗死早期改变。首诊评估:梗死范围大,取栓后出血风险极高,建议保守。家属强烈要求继续救治,另一位神经血管介入医师评估发现患者核心梗死体积较大核心坏死超过100ml,但存在可挽救缺血半暗带,急诊机械取栓,血管成功再通。术后严密管控脑水肿,度过脑肿胀高峰期,患者出院仅遗留轻度肢体无力,可独立行走。

实例3:基底动脉闭塞,昏迷,家属坚持抢救,重获意识

94岁,突发昏迷,基底动脉闭塞。某神经介入医师会诊认为:基底动脉闭塞病死率极高,抢救意义不大。家属坚持不放弃,请另外一位神经介入医师会诊认为:可行急诊取栓,血管开通。患者逐步苏醒,治疗一周后出院好转。生活自理。这类病例,就是那30%~40%可被挽救的人群。


但当下临床环境里,越来越多医师面对这类危重病例,选择保守观望、放弃积极干预。究其根源,多重现实压力束缚医者的救治之手:一方面,危重脑血管病救治费用高,医保支付存在约束;另一方面,危重病例抢救失败后,存在医疗纠纷风险,医者面临被追责、投诉的压力。反观决策机制,当前管理评价体系存在不对称性:一旦全力抢救,若救治成功,便是医者本分;一旦抢救失败,则容易面临复盘问责。而对于本有救治希望、却选择放弃积极干预的病例,缺少相应的监督与评价机制,部分尚有一线生机的患者,就此错失唯一的救治窗口。

这一困境,自古便有医者争论。《大医精诚》倡导医者“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尽力施救;而扁鹊“六不治”,亦阐明并非所有疾病都能治愈,需要区分“不可治”与“畏难而不治”。古代医家的取舍,核心是判断疾病本身是否真的毫无生机,而非畏惧风险、回避难题。放到现代神经重症领域,区分“终末期、确实无救治价值”和“危重但尚存救治机会”,是临床决策的核心。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关键边界:放弃救治,应当建立在客观评估、确认救治获益极低、预后极差的基础之上,而非出于医师规避风险的考量。动脉瘤破裂高级别SAH、大面积脑梗死伴脑疝,虽整体病死率高,但现代神经介入、神经重症技术持续进步,规范评估后,部分患者可从积极手术中获益。简单以“病情太重”直接判定不治,会漏掉那30%~40%可以救回来的生命。

要破解当前困境,不能只依靠医者个人道德坚守,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平衡设计。

第一,建立危重卒中病例的多学科规范化评估机制。对于疑似尚有救治潜力的危重脑血管病,由卒中中心MDT团队共同评估,而不是单一医师独立决定是否放弃积极治疗,客观记录评估依据、获益与风险,留存书面讨论记录。

第二,完善医疗风险保护机制。区分“尽力救治后仍死亡”和“医疗过失”,建立危重抢救的容错机制,避免只要抢救失败即追责,保护敢于开展高难度抢救的医师。

第三,优化医保政策,合理保障重症脑血管病急诊救治的支付路径,减少经费因素对抢救决策的干扰。

第四,规范放弃积极治疗的审核流程。对于拟放弃手术/介入等积极干预的危重病例,需MDT复核、充分告知家属预后,完善知情同意,杜绝单纯因为怕纠纷而放弃潜在有效治疗。

医学从来不是万能的,重症脑血管病救治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并非所有危重患者都能抢救成功。但是,当患者仍存一线生机、家属愿意坚持之时,医者不应因为畏惧风险,主动关上生命之门。大医的抉择,不在于保证每一例都起死回生;而在于客观评估,不夸大希望,也不轻言绝望。守住那一线生机,既是医者初心,也是医疗制度应当守护的底线。

备注:文中临床病例为神经介入真实临床场景改编,公众人物案例客观描述病情结局;文中30%~40%抢救成功率,特指经筛选后具备介入手术指征的危重病例获益比例,不是全部重症卒中总体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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